■位于坪石武阳司村的中山大学法学院旧址
都说地杰人灵，文化熏染，东莞万江汾溪河畔深厚的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乡约民俗，对从这里走出的何作霖来说，都是非常相宜的——在万江这个远近闻名的“东莞名乡”中的大汾长大，从这里出发的何作霖，终成一代法学名家。
何作霖作为“莞籍坪石先生”，在中山大学授课的现存资料有限，记者试图从万江大汾寻找他成长过程中的文化底色；从乐昌坪石当年的烽火校园遗迹里，追寻先生的不凡足迹，找寻他在炮火岁月里的育人身影；从其著作里，探寻这位爱国学者孜孜不倦的教育救国理念，以及埋头著书立说的辛勤往事。
人物简介
何作霖（1900-1982），万江大汾塘面坊人。1919年5月4日，当时作为北京大学预科哲学系学生的何作霖，参加反帝反封建游行示威，冲进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后被北洋军阀政府拘捕。随后因积劳成疾，一度返莞养病，并在东莞中学教授英文课。
1923年，回到北京大学继续求学。1928年，应徐景唐之邀，何作霖返粤任第五军司令部秘书长，这期间主持莞龙、莞太公路动工仪式。1934年，何作霖经香港转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获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随同学校经历战时辗转。数十年潜心学术研究，1960年退休居广州。1982年何作霖病逝，终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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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文化名乡出发
不妨首先回看何作霖出发的地方——
万江大汾，历史上就曾出过众多科举名人及历史人物，在明清时期走出4位进士、3位举人，何氏大宗祠至今还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功名碑37块。而今，我们只要走入何氏大宗祠，就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儒雅氛围，从民风乡约到历代诗句，包括对联、书画，乃至传统道德文化之导向，都在万江祠堂中展露无遗。这是一种对书香文化的向往和积累，也是对心灵的一种引领。
《大汾何氏族谱》记载，大汾立村于南宋，至今已经有850余年历史。大汾人历代都以读书寻求出路，因此大汾成了文川武乡，历史上曾涌现不少风流人物，留下了很多的名胜古迹。
何作霖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中耳濡目染，逐渐长大，继而走出故乡，去更远的地方求学，去北大、去日本，一直读到获得博士头衔。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何作霖愤然回国，进入中山大学担任教授，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寄望知识报国。1941年8月，何作霖辗转来到中山大学设立在坪石武阳司的法学院，教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宪法等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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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坪石小城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广东紧急迁省会于粤北韶关，广东省教育厅随省政府迁至连县。抗战时期的坪石，由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成为教育重镇，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农学院、培联中学等院校均在这里坚守。
记者一行，来到了当年驻守坪石的中山大学法学院旧址——这里地处广东与湖南交界处，中间只隔了一条小河。在相关资料上，可以看到对武阳司有这样的叙述：冬天北风凛冽，非常寒冷，但到了春天则漫山盛开杜鹃花，烂漫无边，春光明媚，景色宜人；雨水季节来临的时候，洪水如万马奔腾；夏日酷暑在水中游玩则很惬意。
年轻人的活力，充满着乐昌金鸡岭下安静的坪石小镇，这座原来偶尔只因为火车鸣笛声就会扰动宁静的小镇，除却这样的喧嚣，确实可谓“世外桃源”，当是治学研究的好地方。
战时物资缺乏，粮食也不充足，但是中山大学师生教书、学习热情却很高涨，大家心境开朗，无所忧虑。那时政府有生活补助，无断炊之虞，但单是衣食住行，可以反映出生活非常艰苦。根本不可能添置新衣，穿破了惟有缝补；糙米饭乃惯常主食，辅以蔬菜、豆类、番薯，肉类属于珍品，肥肉大受欢迎；住屋以泥土造墙、禾草作顶，家具、床铺清一色的竹制品，竹床上铺设禾秆草；夜间照明和温习功课全靠油灯发出的幽暗之光——即便如此，坪石的日子，中大师生依旧在极度困难中坚持科研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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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烟时代传承法学
在坪石武阳司村的中山大学法学院旧址，我们看到了新立起的“纪念柱”——记载了当年中大法学院在此办学的历史档案，我们仔细搜寻，看到一份“1941年法学院教职员名册”，东莞籍何作霖的名字清晰在列（原件保留在广东省档案馆）。
可想而知，就是在这个小小的村落里，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坪石先生”们传授知识，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当时与何作霖同样在法学院教书的，还有大名鼎鼎的王亚南——刚刚翻译完《资本论》，就是在坪石第一站开讲。东莞茶山上元人袁镇岳，也在法学院，是与之一起共事的中山大学年轻教师。
武阳司村法学院卧虎藏龙，留学日本归来的教授颇多，这与上世纪初留日学习的留学运动有关——1934年，何作霖经香港转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当初留学教授不少除了讲专业课，也讲外文课，同时自编教材，进行教学，都受到学生欢迎。
由于学校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与社会实际需求相结合，在战时办学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中山大学坚持资助师生到全国各地学习考察，尤其是深入边远地区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当时法学院力求增强学生对现实社会研究的兴趣，以期收到学以致用的效果，组成考察团奔赴耒阳、衡阳、衡山、长沙、桂林等地，考察当地法院、监狱等司法情况，有力地促进了各科课程与现实社会的联系。
尽管时局动荡，条件艰苦，但教授专注于教学、治学，在各自的领域，在战火中仍然收获显著。在那段民族和个人遭受磨难的岁月，何作霖和中大师生一起在颠沛流离中仍坚守着学术理想，延续着中山大学的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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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亲历者
在探访何作霖家乡大汾时，看到何氏大宗祠里，有专门介绍何作霖经历的部分。其中有一板块，便是讲他求学北京大学时，成为五四运动亲历者——何作霖是“火烧赵家楼”后被警察逮捕的32位学生之一。资料上，详细记录了何作霖回忆当时学生冲进曹汝霖住宅时的情景。
何作霖本人，对于这段历史在60年后也有详尽回忆，在《我在北京亲历“五四”运动的一些回忆》一文中，其写道“当时我是北大预科哲学系的学生，曾亲自听过李大钊先生讲授的唯物史观课程，受到很大的启发……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动和北洋军阀外交上的失败，促使全校师生一致奋起联络北京十四所大专学校学生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同为五四运动积极分子的许德珩（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在《回忆五四运动》的文章中，也记述了他和同学们被逮捕又被释放的前前后后——
“5月7日中午，32人被全部释放。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北面的广场上列队等候，还借了三辆小汽车去迎接，蔡元培先生也在现场。广场摆着五张方桌，被捕的北大同学站在方桌上和师生见面，蔡校长讲了些安慰勉励的话，同学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而今，还可以从《中国档案报》2019年5月3日（总第3368期）上，看到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爱国学生何作霖的“供词”影印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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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Q正传》的不解之缘
何作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篇章《阿Q正传》，有着不解之缘。
何作霖回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助学金不够开支，晚上到北京《晨报》做作家孙伏园助手，经常工作到深夜。此期间，协助孙伏园为鲁迅编辑、连载《阿Q正传》。
《鲁迅全集》中有一篇《<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也提到了何作霖。
鲁迅自言：“第一次登出之后，便苦字当头，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孙伏园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实在很想收束了。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但是孙伏园因故离京回乡，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
——这就是目前《阿Q正传》的结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篇章，阿Q的“大团圆”，就这样从何作霖手中编辑面世了。如果当时孙伏园值班编辑，也许会压下“大团圆”，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阿Q可能再多一些故事。
《晨报》除着重宣传新文学，刊登小说、诗歌、小品文和学术讲演录等外，对欧、美、日等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论著也不遗余力刊载，曾连载的《人类婚姻史》，就是何作霖与他的东莞同乡好友欧宗祐共同翻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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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影响巨大
一篇刊发于2001年第四期《社科与经济信息》的文章“东莞近现代人才通论”中，讲到东莞历史哲学方面的杰出人才时，提到史学方面的知名学者有张荫麟、容缓、郑师许等，哲学方面有容肇祖，以及翻译过《唯物辩证法》的何作霖。
何作霖在中国法学教育上影响力巨大，尤其是堪称日本公法学鼻祖，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一代巨擘，美浓部达吉最重要的作品《宪法学原理》，就是由欧宗祐、何作霖翻译的，商务印书馆在1925年8月出版。《宪法学原理》至今影响着我国法学方面的研究。
美浓部达吉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主张主权属于国民并影响至今，原书是其《日本宪法》第一编，名为“宪法学之理论观念”，专述宪法原理，故欧宗祐、何作霖改为《宪法学原理》，分法、国家统治权和主权、国家的组织、立宪政体、宪法等六章。
之所以详细介绍这本译作，主要是它在宪法学方面的影响地位——目前我国大学教育中宪法学与宪政理论教学参考资料，依然把这本译作作为主要参考教学用书，许多相关的学术研究论文写作，包括经济法的观念基础与规则构成、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研究等，都还会引用到这本书。
欧宗祐、何作霖在出版这本书的“译者之言”中写道：“原书中有许多地方用小体字抵二格排印的，乃著者对于某事件或某学说之连带的，更详细的说明或引证，译者当时为书写上便利起见，未曾将字体小写，然又恐与本文相混，故随意于此等地方上面加一个注字，以示区别。
本打算于排印刷时改正的，不同于捧印的时候又忘记了。这是译者对于原著者及读者要请求原谅的。原书有一二处似与事实不符，译者根据事实，于此等地方加以按语”。
看这些书籍的相关说明，其实很有趣味，可以管窥到当时治学者的心态，他们坦诚而可爱，既直言疏忽，又严谨修订“大作”中似与事实不符之处。欧宗祐、何作霖本来计划请“我们的教授陈惺农先生”为之作序，但先生游欧未返，他们就不避冒昧，竟将陈先生介绍原书的大文权作该书的序。两人写道：“因为陈先生是我们的教授，对于我们这次的‘不问自处’谅不深责的”——这又是一段治学佳话，足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和谐关系。
追逐何作霖的治学脚步，回溯其人生变迁，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东莞现代人才与岭南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他们有一种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性格，在各种新思潮的熏陶下，刻苦学习，兼收并蓄，同时胸怀大志，目标明确；非常注重实践，积极参与到当时的政治生活斗争中，在实践中经受严峻考验，增长智慧和才干。
“莞籍坪石先生”，何作霖当之无愧，是为代表。
（本文内容部分参考于《万江区志》及相关资料）
专题监制：张树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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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统筹：何杰 刘爱琳
本期撰文：王红林
本版图片：陈沛鸿
专题出品：东莞日报文体新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