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夏先生在排练现场）

2020年4月30日，中国音乐界痛失大师——来自东莞虎门、1924年出生的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苏夏教授因病辞世，享年96岁。苏夏先生生前任教数十载的中央音乐学院，对其离开表示沉重哀悼：“苏夏教授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亲历者，重要的见证人和研究者，他的去世是中国音乐事业的巨大损失。我们将永远铭记苏夏先生为祖国音乐事业做出的贡献！”

（苏夏先生毕生贡献于音乐事业）

岭南大地自古文化积淀丰沃，生于斯长于斯的苏夏先生，求学之路并不顺畅，但在那个国难深重的特殊年代，其在强烈的爱国心驱动下，以满满豪情开启艺术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出了包括民族舞剧《东郭先生》、歌剧《阿诗玛》，第一交响乐《边寨之歌》在内的众多经典作品。同时，其以伯乐之姿发掘、培养了更多的音乐后辈，一生桃李满天下（如《在希望的田野上》作曲施光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曲沈亚威，中国音乐学院原院长、音乐理论家李西安等），成为新中国音乐史上的功勋人物。苏夏先生之子苏聪，也在父亲引导、栽培下成为国际知名作曲家，1988年电影《末代皇帝》荣膺奥斯卡最佳音乐奖，作为创作者，苏聪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

艺海流金谱华章，春风化雨颂天籁——回望苏夏先生一生，其深厚的音乐造诣、卓越的艺术成就、严谨的治学态度、谦逊的人生品格，注定将永远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光辉丰碑。

童年时代莞穗成长

国难岁月改变轨迹

苏夏先生是东莞虎门人，父亲苏发为农民，在太平以种水田为生，后前往广州自来水厂做工，母亲蒋秀华同样是穷苦人家出身。1924年，苏夏先生在广州出生，原名苏学衡，上有兄长苏学彬。苏夏先生曾回忆，年轻时候读过一些书的母亲，会在家里讲一些古老的故事给其与哥哥听：“她记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晰，我时至今日还留有印象。”

对于父亲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变，苏夏先生有着细致记忆：“我父亲原本是农民，在太平乡下种田。当时广州自来水公司成立，四处招工，我父亲成为第一批工人。在那个时代，能够做工人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首先能改善家庭生活，虽然工作辛苦，但待遇比种田要好很多。而且，做工人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记得父亲当时有一套制服，是蓝色的唐装。每天他都穿着制服出门去，和同事一起，去广州各个地方安装自来水管。他们经常用骄傲的语气和我说，全广州的自来水管都是他们安装的。”

在广州读小学前，苏夏先生在私塾读书，早早开始识文断字，后来在番禺上学，新式学堂已经开始兴起，德、智、体教育观念显现，苏夏先生也加入校排球队。然而，“快要小学毕业、准备考中学的时候，日本人来了”。

此时为1937年前后，日军侵占香港，与之毗邻的广州也很快打破平静遭遇轰炸。对于这段往事，苏夏先生印象深刻，“我还记得那时跑警报的过程：防空警报会拉三次，第一次响起的时候，大家就要离开家，躲进防空洞里；第二次警报响起，就能听见日本飞机在天上呼啸而过的声音；等到第三次警报，炸弹就落下来了，外面很快就被爆炸声淹没。”

如此国难时刻，苏夏先生的人生轨迹也渐行改变。小学毕业后，因家庭原因其辍学自修，同时在“抗日救国”思想汹涌澎湃的氛围中，他主动填表申请，1938年加入了中共广东省委青年部组织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而这其中的契机，或许也是他日后走上艺术之路的最初影射——

苏夏先生回忆，当时先锋队招收的都是中学生，“原本我一个小学毕业生是没资格加入的，但我会写美术字，先锋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进行宣传活动，于是我就成为了先锋队的一员。”

根据记载，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后，即以各种形式广泛而深入地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一是走向社会，以演剧、演讲，张贴抗日标语、壁报、发动群众募捐等形式宣传和动员民众抗战；二是深入工厂、农村，发动和组织工农，如通过举办工人识字班、歌咏队以及同工人共同劳动、交谈，向工人传播抗日和革命的道理，以及下乡宣传；三是学习军事，组织队员开展夜袭、包抄、埋伏、爬山、使用枪械等军事训练——部队，成为苏夏先生新的人生课堂。

战火奔走鼓舞救国

求学之路坎坷前行

苏夏先生回忆，在学校每天基本上就是学习，生活上完全不用操心，但“到了部队，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活上的诸多问题，比如怎么生火做饭，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队伍行军，大家穿的都是草鞋，草鞋都是自己做的，新打的草鞋都会刮脚，走不了多远脚上就被刮得都是血印子了，但是再疼也不能掉队。”

根据记载，16岁那年，苏夏先生便在共产党人主办的《新华南》上发表抗战文章，之后又在进步文学刊物《新军》接连发表战地通讯。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时期，苏夏先生开始涉足音乐：“除了画美术字写标语外，通过歌曲传唱传递抗日理念，也是宣传队最常用的方式之一。作为宣传队一分子，就要懂得些音乐基本常识。当时先锋队有组织短期的学习班，我在那里接触到了最初的音乐教育。”

1941年，苏夏先生进入广东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学习。当时，一边是枪林弹雨的侵扰、一边仍是生活的艰难，由于没有足够的生活费用，他“不得不半工半读，到附近一个小学去教书，有时还到一个中学兼职当音乐教师”。由于条件简陋，音乐系只有一间琴房，教师上课、学生练习，一天24小时全部排满，但只要有机会，无论何时，苏夏总是会前去练上一阵儿。

正是这三年的刻苦学习，他在乐理知识方面大幅精进，“无论是作曲、指挥，还是和声、复调、曲式等，都因此打下较好基础”。同时，由于香港与广州相继失守，日本侵略军步步紧逼，广东艺术专科学校在粤北地区连续迁徙。

苏夏先生回忆，1944年因战火侵扰，他转赴广西桂林，学习之余从事抗战歌曲音乐的创作。同年冬天，他继续前往重庆，以优异成绩考取重庆国立音乐院，进入作曲系学习——这是当时中国音乐的最高学府，为五年制专科学校，招收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分国乐、理论作曲、声乐、键盘乐器、管弦乐等五组，是抗战期间国内最负盛名的音乐学院，“拥有全国最强的音乐师资阵容”。

与之前的求学环境相似，位于重庆沙坪坝区青木关镇“青木关”关口附近的国立音乐院，教舍都是茅草屋，一下雨屋里就漏水，但学生的学习热情都非常高涨，经常三三两两地讨论创作。苏夏先生回忆，“抗战爆发前，音乐家黄自培养了许多优秀音乐人才，当时我们在国立音乐院的老师都是他的学生。”

在校期间，苏夏先生跟随作曲家陈田鹤、江定仙，深入学习作曲、和声、曲式以及对位、赋格……四年的专业积淀过后，他建立了坚实的音乐理论基础。1948年，苏夏先生从抗战后迁至南京的国立音乐院毕业，先在上海由著名音乐家李凌、张文纲创立的新乐社工作了一段时间，1949年又前往天津，与李凌、陈培勋、杜鸣心等人成为筹建中央音乐学院的开拓者——就此，少年时代就在战火中漂泊学习的他，终于在新中国成立的安定条件下，正式开启音乐之路，全力创作、悉心育人。

治学严谨诲人不倦

因材施教广育英才

苏夏先生回忆，筹建中央音乐学院期间，国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音乐学院的教室都是大家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我们作曲系是和学院一起诞生的，聚集了原南京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系、燕京大学音乐系理论作曲科、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理论作曲专业组以及全国乃至海外归国的著名作曲家、专家学者，可以说，在当时汇集了国内众多作曲人才。”

苏夏先生（前排右二）与中央音乐学院昔日同事、学生合影

2005年苏夏先生作品音乐会后，学生徐振民（左，音乐家）与其合影留念

中央音乐学院正式成立后，苏夏先生历任作曲系作曲教研室主任、教授。1986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我国首批中国音乐学科博士生导师（全国仅4名）。作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最早任教的教师之一，苏夏先生“数十年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以其卓有成效的教学为中国音乐界培养了大量人才。他长期担任作曲教研室主任并主持作曲学科的教学工作，治学严谨、求真务实，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极为重要作用，贡献了自己毕生的才华和力量”。其培养出的学生，包括王竹林、徐振民、傅任之、朱苏贤、李西安、施光南、周勤如、郭文景、周龙、唐建平、苏聪、陈晓勇、黄秋远等众多海内外著名作曲家。

苏夏先生与学生（从左至右）唐建平、郭文景、罗新民

2020年苏夏先生去世后，中央音乐学院联络昔日他所教授过的部分学生，通过文字回忆恩师。郭文景、唐建平、罗新民、周龙、周勤如、陈晓勇、王非七人的文章充满真挚情感，仅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郝维亚对这一安排的介绍中，即可直观感受：“我们这些晚辈和苏先生交流不多，印象中和别的老先生一样‘学识渊博，和蔼可亲’，只是苏先生的广东口音有点听不明白。在起草讣告和阅读这些文字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一个正直、严谨与真诚的身影，也更加地明白：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优秀的传统是从哪里来，作曲系人才辈出的教学体系是如何成型，中国音乐创作今天的成绩是如何取得……”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著名作曲家郭文景描述苏夏先生：“他因材施教，不拘一格，使我受益匪浅。我在大学期间，曾一度受困于教学大纲的束缚，写作搁浅。来到他的班上后，他给我想写什么写什么的自由，我获得了解放，在那一时期写的作品，大学毕业后参加全国作曲比赛，全都获了奖”；

音乐哲学博士、旅美中国音乐家、编辑、教师周勤如动情写道：“先生！学生而立之年拜于门下，沐恩师之雨露，得大法之真经。先生育人，不拘一格，从严从瑾，高瞻远领；先生于我，关怀备至，语重心长……先生！如今学生亦逾古稀，始知您指引的是行大道者的人生！喜看同年，多早已成就斐然；遍布天下的师兄师弟，个个都在弘扬您的师德、传承您的门风，将智慧与学识融入民族文化新时代的复兴”；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王非回忆：“苏夏先生教学严格，一丝不苟，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缺过课……教书，是他事业和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敬业，是他灵魂中永恒的主题；一台老旧自行车，是他往复于南线阁和鲍家街43号之间的唯一交通工具，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每每如此”……

字里行间，句句肺腑，苏夏先生博学严谨、敬业值守的精神形象历历在目，即便素不相识，也会令人由衷敬仰。然而在苏夏先生的晚年自述中，却尽显低调谦逊：“我一直在作曲系任教，很多学生后来在音乐界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这和他们自身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在我看来，音乐是很复杂的，一辈子都研究不完。音乐也是科学，每种科学都有它自己的原理，也有着十分具体的分类。音乐中有中国音乐、西方音乐，中国音乐有各种不同的音乐类型，西方各个国家的音乐形态也不相同。所以在音乐领域，能够在某一部分钻研透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艺术成就闪亮夺目

子承父业建树卓越

坚守岗位数十载，为国家培育大批音乐栋梁之材同时，苏夏先生的创作热情始终高涨，涉足室内乐、管弦乐、合唱、歌剧、舞剧和影视音乐等诸多领域，出版了《新民歌集》《苏夏钢琴曲集》《苏夏艺术歌曲集》《苏夏合唱歌曲集》等作品，“不论是小交响曲《献给边疆青年建设者》、电影音乐《水上春秋》，还是从教学岗位退休后创作的钢琴曲、艺术歌曲和清唱剧，都显示出一位老作曲家厚重的文化修养和技术功底，以及不为功利、不趋潮流、执着追求自己艺术理想的独立人格和艺术品格”。

2005年4月，值苏夏先生80华诞之际，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等单位专门举办庆祝音乐会，将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璀璨呈现。

育人、创作的同时，作为音乐领域专家学者，苏夏先生对我国音乐创作发展、音乐理论和音乐评论建设也给予极大关注，作曲理论方面著有《实用对位法》、《写对位》、《歌曲写作教程》、《和声的技巧》等。作为主要负责人，主持《马思聪全集》和《江文也全集》的编纂工作。对作曲家江文也、马思聪、施光南的研究，不仅代表着此领域内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更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耳濡目染、言传身教，苏夏先生之子苏聪，也在其引领下步入音乐殿堂，成为一名享誉世界的音乐家——作为恢复高考后中央音乐学院七七级作曲系学生，苏聪1985年考入西柏林自由大学音乐系攻读博士，后为电影《末代皇帝》进行配乐工作，1988年该片获得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9项大奖，其中包括最佳音乐奖，苏聪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

“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音乐，唱歌、钢琴、小提琴、二胡都有学，除此之外还要学习很多理论知识。可能是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也很投入，不怕吃苦。”站在父亲的角度，苏夏先生对于儿子的艺术道路如此点评。

根据资料，旅居德国的苏聪，作为德国巴登符腾堡电影学院及斯图加特市音乐高等学院电影及媒介音乐联合制作专业教授，除第60届奥斯卡最佳电影作曲奖外，还先后获得美国广播音乐公司奖、格莱美最佳背景音乐原作专辑、德国埃森克鲁普基金会奖学金等荣誉，同时也为《手机》、《绿茶》、《茉莉花开》等电影创作过音乐，还应邀为大型纪录片《故宫》创作片头、片尾音乐。2006年，苏聪曾回到家乡东莞参观，在感叹以玉兰大剧院为代表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同时，也对家乡文化建设建言献策。

“通过创作歌曲，表达抗日救国思想，这是我音乐之路的发端。宣传工作中需要音乐创作这项技能，所以我接触了音乐作曲，开始学习作曲音乐。”2018年，苏夏先生在回望生平时表示：“当时的我不会想到，未来有一天会以此为生，和音乐作伴度过一辈子。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一直走下去，通过学习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只有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自己已经走出了这么远，我不敢说自己有什么样的成就，大概就是在音乐这条路上，走得比较早，走得比较久吧。”

——如此质朴的人生总结，再次彰显了苏夏先生平淡却光辉的高贵品格。作为莞邑大地走出的一代大师，苏夏先生值得永远怀念！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中央音乐学院官方网站：《苏夏先生讣告》；2. 中央音乐学院官方网站：《怀念苏夏先生》；3.《虎门风流》：《人生的强音——记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苏夏教授》，作者咏慷；4.政协东莞市委员会官方网站：《中国近代音乐见证人、作曲家苏夏》

专题监制：张树坚

专题顾问：李炳球

专题策划：雷石鹏 张洪波 何杰

专题统筹：刘爱琳 龙小晖

本期撰文：王晨征

本期图片：中央音乐学院

专题出品：都市新闻部

本期编辑：陈秋宇